美國“中國學”是世界“中國學”研究的領頭羊，研究美國“中國學”的核心和基礎問題，就是理清它的學術發展脉絡，即它的學術發展史。從美國開始關注中國、研究中國到現在，已有兩百年的歷史。這一歷程是怎樣走過來的，大體的發展階段如何，有何特…
美國“中國學”是世界“中國學”研究的領頭羊，研究美國“中國學”的核心和基礎問題，就是理清它的學術發展脉絡，即它的學術發展史。從美國開始關注中國、研究中國到現在，已有兩百年的歷史。這一歷程是怎樣走過來的，大體的發展階段如何，有何特徵，包括目前的主流趨勢，都是學者們關心的問題。《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的作者馬士(H.B.Morse,1855—1933)對於歷史階段研究的重視曾經深刻影響過費正清(J.K.Fairbank,1907—1991)。與導師馬士一樣，費正清也重視歷史事件、歷史趨勢、歷史走向這一類大問題的探討。這對後人研究美國“中國學”是頗有啓迪的。由於對美國“中國學”的研究是跨學科、多學科的研究，我這裏衹以歷史學爲主綫展開探索，分析其整體進展、階段及其走向。
兩百年來，美國“中國學”與其他學科的成長一樣，有一個發生、發展和越來越成熟的歷史。要把握對它的研究，學術史的研究是必須開展的基礎工作。而學術史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確認它的基本過程和發展階段，因此，分期研究是繞不開的。
到現在爲止，美國“中國學”的重要主綫還是歷史學研究的問題，故對美國“中國學”的研究從歷史學的視角展開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對其作全面研究的重要方面。因此，借鑒中國史學史分期研究的經驗，對於美國“中國學”發展史的分期研究也是必要的。
相對於中國歷史學其他一些二級學科，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起步比較晚。20世紀60年代，曾有過一次關於中國史學史分期問題的討論，但很快因爲“文化大”運動的爆發而匆匆止步。這一討論的再次開始是在20世紀80年代，那已是改革開放後的事情了。爲了重新開展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史學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再次推開，很多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專家學者介入討論，提出自己對分期研究的意見和方法。討論所涉及的問題比以往更多、更豐富，尤其是它的特點、規律的基礎研究，被認爲是這一學科發展的基本建設問題。
兩次討論形成了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分期標準的多樣看法。大致可以歸納爲七種：一是把史學質的變化作爲史學發展的分期標準;二是把史學本身在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特點作爲考察分期的標準;三是純粹以史學思想演變、史書體裁演變爲依據進行階段區分;四是以著名史書、史家作爲某個階段分期的標誌;五是以社會形態演變的階段爲分期標準;六是以歷史上朝代的自然更替爲階段分期的標誌;七是以綜合考察的方法來確認歷史的分期。(1)類似的討論很熱鬧，學者們各抒己見，掀起了一波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熱潮。這些不同的分期意見也產生了表述不一的中國史學史著作。例如，倉修良的《中國古代史學史簡編》是“文化大”結束後最早出版的中國史學史著作之一，作者本人也是中國史學分期討論的積極參加者。該書將中國史學劃爲三期——以人物傳記爲中心的漢魏六朝史學，“主通明變”的唐宋元史學，具有啓蒙的明清史學;主張以史學發展特徵作爲階段性的標誌。但是，他的這一分期標準也引起人們質疑：中國史學史的三大階段真是這樣嗎?
(1)方方面面的意見很多，河南師範大學的王記錄教授對此有探討和分析[王記錄：“五十年來中國史學史分期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6(2002)]。
爭議的問題還有很多，但不管怎麽樣，討論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其一，大多數學者認爲，還是要認真研究歷史，精心體會史學的演變狀况及其變化的實際原因。其二，產生了一批厚重的中國古代史學史、中國近代史學史、現當代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專著，廓開了局面，奠定了新時期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基礎。
當時，比較一致的意見認爲，還是應綜合考察中國史學史的發展問題。既然史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會受不同因素影響而形成不同演變形態與發展特徵，所以，根據這樣的特徵進行分期是必要的。也就是說，要密切關注歷史學與社會歷史的聯繫，把史學的發展放到大的歷史進程中考察。這一觀點相信，歷史學受到社會各方面因素如、經濟、文化的制約和影響，一定會帶有這些歷史時期的深刻烙印與痕迹，但它的發展又會有一定的獨立性，既是自身歷史發展的合乎邏輯的體現，又會對社會現實有一定的反作用。對史學史的分期研究，應該充分考慮這些複雜的、多樣的因素。這樣去思考問題，就能處理好史學發展、史學分期與社會歷史階段的對應問題，比較準確反映史學發展的基本特點和規律。
當時的討論特别強調，對史學分期研究千萬不能簡單化，僅僅從幾本著作、幾個大人物，或者幾個朝代的更替來區分，那樣會造成對中國史學研究的簡單化傾向。事實上，影響中國史學發展的因素要比學者們想象中的情況複雜得多。所以，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務必放到中國歷史進展的大背景中考察，放到史學成長的自我演進過程中考察，放到整個社會文化、社會演變的影響中考察，由此纔能比較好地把握史學進程和特點，從歷史的動態研究和横向比較研究中把握其演進的規律性。
這些研究經驗，足以成爲當今對美國“中國學”發展史考察和研究的基本經驗和方法。從這樣的視角和方法來看美國“中國學”的演變，將會是一個多角度的考量和分析，不以某本重要著作或某個有影響力的人物爲觀察分期的依據或標誌;它將全方位考察每一階段的歷史情况，由此及彼，由表及裏，形成一個大體完整的關於演變進程的看法。
具體來說，就是美國國內形勢、美國對外關係、美國社會語境、中美關係、中國國內形勢、國際學術發展等，是對美國“中國學”史及其分期研究的重要依據;美國“中國學”發展史本身的發展及其成熟度，它們對社會發展的影響狀況以及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著作、歷史觀、中國觀、編撰手段、研究方法，是考量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也就是說，前者重在對外在條件和因素的分析，後者重在對內在狀况與因素的探討，外在問題和內在問題的考量應該全面結合起來。
借鑒中國史學史研究分期的基本經驗，考量美國“中國學”的發展歷史，它基本上可以分爲四個時期。如果從總體來表述，則可用美國“中國學”自身發展的成熟度作爲階段發展的標誌性稱呼。
從18世紀末年到19世紀後期，爲美國“中國學”的發軔時期。這七八十年，既是美國“中國學”醞釀和開創的時期，也是從無到有的演進時期。這一發軔時期又可以細分爲兩個具體階段：一個是“啓蒙思想影響下的中國印象階段”;一個是“耳聞目擊的實錄階段”，包括有一定深度的問題的綜合分析。
所謂“啓蒙思想影響下的中國印象階段”，是指美國建國初期對中國的印象和描述。包括開國一代領袖和思想家們在內，他們當時對中國的認識主要受歐洲啓蒙思想家研究的影響，基本上都是正面描述。他們都認爲，美國應該向中國學習，中國是美國開國發展的理想目標。比如，當時一個叫查理斯·湯姆森(Ch.Thomson)的美國哲學家就說：“引進古老的東方國家的產物，特别是中國的問題，我們這個國家就可以獲得期望已久的空間發展。我們如果有幸引進中國的工業、生活藝術、先進的管理以及當地的植物，美國終將有一天能够成爲中國那樣人口興旺的國家。”(2)而像這樣的論述當時還有很多，甚至總統富蘭克林(B.Franklin,1706—1790)、傑弗遜(T.Jefferson,1801—1809)也說過。這些思想主要受到文藝復興時期思想家的影響，成爲他們當時的治國理想。一直到現在，美國人還認爲，自己的公務員制度是仿效了中國的科舉制。
所謂“耳聞目擊的實錄階段”，是美國商人、傳教士、外交官親自到中國，看中國，體會和記錄中國。其代表人物前有山茂召(M.S.Shaw,1754—1794)，後有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第一個踏上中國國土并留有相對完整文字記載的美國人是山茂召。他是1784年2月22日跟隨“中國皇后號”商船抵達中國的，先後到過中國四次，所留下的《山茂召日記》應該是美國關於中國印象的首部作品。然後就是裨治文，是第一個到中國的美國傳教士，1829年踏上中國土地，不久開始編著《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他受美國傳教士總部要求，把自己所看到的關於中國歷史與現實的方方面面向國內彙報，《中國叢報》因此而生，造就成了典型的目擊實錄的刊物。當時與《中國叢報》相類似的記載都談不上是學術研究，但却是相當全面中國情况報道的雜志或書籍，給美國人、歐洲人留下了深刻的中國印象。衛三畏(S.W.Williams,1812—1884)也參與過《中國叢報》的編撰工作，爾後還撰寫了《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一書。《中國總論》並不是專門寫的，是當時美國人很想瞭解中國的情况，他回美國後做過一百多場演講，便把這些演講搜集起來，彙編成了《中國總論》。所以，這是一份關於中國地理、歷史、、文學、社會生活、藝術、法律等全方位介紹中國的書。這本著作完成於1848年，之後又做過修訂，被認爲是美國早期“中國學”研究的經典作品。總體上講，這些成果的性質，都屬於耳聞目擊的調查實錄。
對於美國“中國學”發軔時期的背景，應該從兩個方面看：其一，美國剛剛建立，中國還處在盛世階段，美國的家因爲沒有到過中國，所以只能從歐洲啓蒙思想家那裏討材料、討思想，而得到的叙述當然基本是好印象，所以，他們想向中國學習。這是“耳聞”階段。其二，由於耳聞談不上是研究，交往的動力主要來自貿易發展和傳教士事業的需要。傳教士的目的十分明確——傳播“福音”，希望文明能够傳播到全世界，包括覆蓋中華文明。爲了瞭解中國，所以他們什麽都寫，把看到的問題都反映出來。這些人不是專業學者，因此他們的作品沒有固定章法，沒有嚴格的學術規範。他們客觀上成爲東學西漸、西學東漸的實踐者。但這些早期的所謂漢學家，從他們的中國觀來看，也不是清一色的，既有對“炮艦政策”的認同和侵略史觀的鼓吹，渲染中國的愚昧落後，也有對中國幾千年文明的敬仰，希望加強交流。
從19世紀70—8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爲“漢學發展時期”。這六七十年的時間也可以分爲兩個小階段：一是“漢學研究準備階段”，一是“歐洲漢學影響下的發展階段”。
所謂“漢學研究準備階段”，大體是從19世紀七八十年代到20世紀之交。這裏面有一個學術生命體發展的認識問題。它一旦形成以後，就有了自己的生長規律和演變特徵。爲了深入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從19世紀70年始，美國人做了各方面的準備工作。當時國際的學術背景是，歐洲的漢學已經達到了相對的高峰階段，如果美國要深入對中國的認識，在學術上就要向這樣一個高峰邁進。但是，這樣的演變必須要做很多準備工作，當時做了這樣幾件事：一是設立“漢學講座”。“漢學講座”的設立，在歐洲也是一個重要標誌。法國的“漢學講座”是世界上最早設立的，也是國際漢學研究確立的標誌。在美國，主要有衛三畏講座、戈鯤化(1838—1882)講座、傅蘭雅(J.Fryer,1839—1928)講座、丁龍(Dean Lung)講座等，分别設立在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時間是1876一1901年。二是學術資料的準備，主要是中國書籍的準備。沒有中國書籍和資料，從事中國研究就無從下手。這項工作是從國會圖書館的準備開始的，美國政府出面與清朝交换書籍，收到了第一批來自中國的圖書。以後，中國留學生容閎(1828—1912)到美國，又代表中國政府贈送了一些書籍。除了這些交往之外，顧盛(C.Cushing,1800—1879)、柔克義(W.W.Rockhill,1854—1914，又譯“羅克希爾”)等外交官、傳教士也在中國搜集了一些圖書，包括的珍貴資料，爲日後漢學的發展打下了重要的資料建設基礎。三是組織機構的設立，如成立美國東方學會等。這個東方學會雖然不是完全針對中國的，但主要籌備人物是到過中國的傳教士。四是“中國學”研究初具反思形態。綜觀19世紀末葉美國“中國學”的作品，包括衛三畏、丁韙良(W.A.P.Martin,1827—1916)、明恩溥(A.H.Smith,1845—1932)、何天爵(Ch.Holcombe,1844—1912)等傳教士的著作，都不再是那種簡單的調查、目擊、實錄了，在對中華文明的認識上有一定的反思意識，研究和思維方式都在提升。丁韙良甚至主張，要用黑格爾(G.W.F.Hegel,1770—1831)的理論來反思中國史學。
至於“歐洲漢學影響下的發展階段”，則是這一時期漢學的形成和初步發展階段。美國“中國學”的生長，是在歐洲漢學家影響下逐漸發展的。代表人物是勞費(B.Laufer,1874—1934,又譯“勞費爾”、“羅佛”)、夏德(F.Hirth,1845—1927)、福克(A.Fork)，三位都來自德國，帶來了歐洲漢學研究的方法和理念，影響了美國“中國學”研究的進展。其中，勞費的作用尤其重要，他被日本漢學家石田幹之助(1891—1974)認爲是與沙畹(D.M.Chavannes,1865—1918)、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齊名的大漢學家，組成了所謂“沙畹—伯希和—勞費時代”，即所謂世界漢學的軸心時代。勞費的主要精力和貢獻都是在美國做出的，他爲美國做了大量包括藏經在內的中國書籍的翻譯工作，有很多精湛的有關中國與西方交通史的考證與研究著述;他所搜集的諸多中國珍貴書籍文物，也都留在芝加哥和華盛頓的博物館、圖書館;他還推動在美國成立第一個中國學研究促進會(The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3)，自己出任第一任會長。
(3)美國中國學研究促進會(The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成立於1928年12月1日，地點在紐約哈佛俱樂部。發起者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資助者洛克菲勒基金會。參加成立會議的學者有勞費、恒慕義、赖德烈、伯希和等。會議確定了推動美國中國學發展的幾件大事，在美國中國學發展史上有重要奠基意義。
他們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中國歷史與文化，與初創時期的“中國學”研究對象有很大區别。恒慕義的《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A'ing Period(1644—1912)]是國際學術界第一部清代人物傳，成爲美國漢學的代表作。房兆楹(1908—1985)、杜聯喆(1902—1994)等來自中國的學者起了重要作用，將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是房兆楹夫婦做的。韋慕廷的《中國西漢奴隸制》着眼於從中國《史記》、《漢書》中尋找中國奴隸制度形態的綫索與依據，提出西漢奴隸制社會形態的判斷。德效騫翻譯的《漢書》，是世界首部英譯《漢書》，重在翻譯的準確性，考證十分嚴密，甚至用歐洲先進的天文學研究成果核對《漢書》天文記載的準確性。顧立雅對中國史前社會的研究引用了當時殷墟考古發掘的最新成果，爲此受到過李濟(1896—1979)的批評。所有這些作品，與以往的目擊實錄的方法大相徑庭。這些由美國人自己撰寫的著作體系的出現，說明美國漢學發展的時代已經到來。
“漢學發展時期”是美國“中國學”轉型的重要時期，是一個成熟向上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漢學的發展和突破，無疑受到國內外眾多因素的影響。其中，美國對外發展戰略因素的影響最爲重要。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美國從後起的帝國主義新秀逐漸成爲强大的西方國家，伴隨着對遠東和中國利益的追逐，不斷要求加強對遠東和中國問題的研究。以前那種對中國的瞭解程度、研究成果及其規模都無法滿足它的新需求。所以，纔考慮設立有關的研究機構，加强漢語教學課程與圖書資料收集，加强基礎建設與中美學術交流等。由於新的“中國學”研究的組織是在這樣的情况下出現的，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新的詮釋及其中國觀也出現了。誠然，學術自身發展演變的內在要求也是重要原因。是時，國際上最好的中國研究出自歐洲，美國選擇歐洲漢學發展模式以調整之是必然的。歐洲漢學研究的方法深刻影響了美國“中國學”的演變軌迹，出現了一批新漢學家，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一批優秀的漢學著作，甚至反過來影響了歐洲漢學。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演變過程中，不能忽視來自中國的洪業(1893—1980)、趙元任(1892—1982)、裘開明(1898—1977)、房兆楹等華人學者的作用。如果說歐洲漢學家引領美國早期樸素的“中國學”向漢學方向演變和轉型，那麽華人學者爲這新一輪漢學研究體系的建立，對其演進過程中的中華歷史與文化詮釋的準確性起了關鍵作用。
從20世紀40年始到80年代，爲“中國學發展時期”。這一時期也可以分爲兩個小階段：前一階段是“向‘中國學’轉型階段”，後一階段是“‘中國學’振興階段”。
所謂“向‘中國學’轉型階段”，是相對於前面的漢學發展而言的，其研究對象有所變化;而就整個美國的中國研究進程而言，這是一個向“中國學”回歸的階段，就是又回到原來的“中國學”研究形態。但是，這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階段，而不是。所謂“漢學”，主要是指以中國歷史與文化爲研究對象的學問，屬於人文科學研究的範疇;所謂“中國學”，則是對中國的全方位探討，研究範圍涉及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律學、軍事學等方方面面的探討，是一種多學科的研究。後者這種超越傳統漢學的研究，當時被稱爲“區域研究”，就是集中多學科智慧，多渠道、多方法研究中國問題。“區域研究”的出現，是美國中國問題研究的一次新的重要轉型。這一新的轉型的决定性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中國認識的新需求，“冷戰”以後對共產黨中國研究的新需求。1946年，哈佛大學設立“區域研究”項目，標誌着美國“區域研究”的開始。(4)“區域研究”的基礎是漢學研究，是漢學研究的新發展;它一頭連着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一頭連着對中國現實問題的全面思考，開闢了中國問題研究的新方向。費正清撰寫的《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成爲當時這一研究的代表作，現實性、應用性是其研究的主旨。不過，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卻在20世紀50年代受“麥卡錫主義”沉重打擊而嚴重受挫。右翼分子把所謂“丟失中國”的責任推到國務院一些外交官身上，推到包括拉鐵摩爾、費正清等一批“中國學”家身上，認爲他們向美國政府提供了錯誤信息。費正清推行的“區域研究”剛起步就遭受打擊，陷於艱難維持的困境，美國對華觀察與决策的渠道嚴重不暢。
(4)關於區域研究的緣起，費正清認爲應該提到1946年由唐·麥凱(Don Mckay)組織和領導的國際與區域性研究(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一個包括有帕森斯(T.Parsons,1902—1979)、梅森(E.S.Mason)等著名學者組成的專業委員會。它所發起的區域研究計劃設立有九個研究部門，以擴大當時被研究的非西方世界的範圍。費正清說，他爲這個組織擬定了中國研究的项目。當時的情況是，國際與區域性研究委員會提供資助和監督，下面則是具體摸索和探討。費正清回憶說：“人們的思想異常活躍，各種問題紛至沓來”，“沉浸在種種激動人心的思想爭鳴的氛圍之中”，“真正地做到了將書本知識與戰時的經驗結合在一起”，“這種拼命的精神正反映了我們的信念，我們正在進行着一種全新的事業”，“我本人也把五年教學和政府工作的經驗，特别是兩年半在華的實踐同理論做有機的結合。經過一年的努力，我便開始把這樣得到的新成果變成描述的文字”[費正清：《費正清自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黎鳴、賈玉文等譯，第401—403頁]。
所以，就有了重整旗鼓的“‘中國學’振興階段”，福特基金會對“中國學”受挫情况的調查及其研究報告發揮了重要影響。這後一階段的發展有三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國防教育法案”頒布，重新布局美國“中國學”研究。一大筆資金用於資助中國語言教學、人才培養，一批新的中國研究中心成立，算是一種“絕處逢生”。二是展開如何促進“中國學”研究的大討論，確定社會科學應該全面介入“中國學”研究的發展理念和方法，明確與傳統漢學研究的區別與界限，爲“區域研究”的中國學學科定位做了重要的研究任務、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基礎理論建設的奠基工作，史華慈(B.I.Schwartz,1916—1999)、芮瑪麗(M.C.Wright,1917—1970)、蕭公權(1897—1981)、牟複禮(F.W.Mote,1900—2005)等一流“中國學”專家介入了討論。(5)三是着眼於中國學研究全新格局的創立。費正清創立現代“中國學”，着眼於現實中國問題研究，但他的基礎在漢學，漢學研究依然抓得很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主要出版物還是有關中國近代歷史與思想文化的研究。對此，費正清十分清醒。這一研究局面的真正突破是魏斐德(F.E.Wakeman Jr,1937—2006)、孔飛力(P.A.Kuhn,1933—)、史景遷(J.D.Spence,1936—)、施堅雅(G.W.Skinner,1925—2008)等第二代中國學家，他們的研究真正實現了跨學科、多學科研究，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學”成果，並以所謂的“中國中心觀”突破費正清“衝擊—反應”觀念，一系列重要成果都突破了歐洲漢學研究模式及其理念，研究視野與方法也大爲活躍。“‘中國學’振興階段”的成果是以他們的成就爲標誌的。華裔歷史學家在這一重要的學術演變中再次起了重要作用，蕭公權、何炳棣(1917—2012)、張仲禮(1920—)、瞿同祖(1910—2008)等學者對清代基層政府、鄉村社會結構、明清人口狀况等諸多問題的深入探討，解决了當時一些洋人學者難以理解與突破的大問題。
(5)亞洲研究協會從學理的探討上開展了進一步的研究。1964年3月22日在華盛頓召開的會議，是其中一場重要的學術研討。這也是亞洲研究協會第16屆年會上的一次討論，施堅雅主持，發言稿發表在《亞洲研究》雜誌第23卷第4期、第24卷第1期。
第三時期是美國“中國學”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是美國奠定其在世界“中國學”研究營壘領軍地位的關鍵時期。歷史的原因促進形成了“區域研究”，“區域研究”又推進產生新的研究模式，一改原來漢學研究的探索形態，調整了漢學研究的對象和方法。這個“區域研究”也超越了美國歷史上中國問題研究的成果，改變了世界中國研究的版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中國學”的興起，尤其是1958年以後的大調整，使美國一躍而成爲世界上最强的“中國學”研究國家之一。學術界所謂“二戰”後世界的中國問題研究由漢學轉向“中國學”，主要是指美國成爲世界中國問題研究的領銜大國。這裏，還應注意學術影響的問題。公允地說，歐洲“年鑒學派”對美國“中國學”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魏斐德、史景遷、衛思韓(J.E.Wills Jr.1936—)等學者所提出的對明清長時段變遷的研究，法國“年鑒學派”在這方面就有豐富的理論闡述和研究實踐。他們主張長時段看歷史，尤其重視經濟研究，從心理、心態等諸方面考察歷史變遷，史景遷、魏斐德等學者顯然意識到其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包括地方史研究、下層民眾研究、中國內部發展不平衡性問題研究等，都受到“年鑒學派”的影響。當時的越南戰爭影響相當大，致使一批青年學者轉向對中國問題的探討，而且很多是當時美國學術界的精英人物。柯文(P.A.Cohen,1934—)“中國中心觀”的醞釀也與此有關。但這一階段還是存在問題，主要是中美兩國還沒有接觸，有些研究還是空對空，不接地氣。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爲“新‘中國學’時期”。這三十來年的突出特點是：一大批美國“中國學”家來到中國，直接考察中國社會和現狀，到檔案館查閱資料，與學術界聯繫空前廣泛，一些學者甚至介入到中國的各種現實研究、管理和顧問工作中，產生一批與以往研究有很大區别的著作。實際上，兩百年來，中美之間斷絕交往的也就是20世紀50—80年代，其他一百多年還是在交流的。但每一歷史時期的交流不一樣，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交流更深入、更全面了，屬於更高層次的學術交流。
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與上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也大不相同，不僅與費正清時代的研究大相徑庭，就是與魏斐德、孔飛力、史景遷等第二代學者的研究模式也不一樣了。如果說，費正清關注的是中國的、軍事、上層人物研究，魏斐德等學者關注的是社會結構、歷史運動形態研究，那麼，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所謂第三代及其更新的研究，眼光總體上更往下，研究更細微。匹茲堡大學許倬雲對此有過一個概括性描述：研究課題逐漸由國家轉向社會，精英思想轉向平民心態，典章制度轉向日常生活，使用文獻轉向訪談與計量，關心主流轉向關心弱勢，宗教研究轉向信仰與禮儀，個别人物轉向一般眾人，靜態結構轉向動態運動，單一現象轉向多向的整體討論，以及注重經濟之外的生態與天文關係問題。(6)這雖然包括了第二代的特點，但更多講的還是第三代包括當下研究的特點和走向。裴宜理(E.J.Perry)、黃宗智(P.C.C.Huang)的農民學研究，杜贊奇(P.Duara)、艾爾曼(B.A.Elman)的文化研究，韓書瑞(S.Naquin)的大眾宗教研究，羅威廉(W.T.Rowe)、葉文心、盧漢超的城市史研究，高家龍(Sh.Cochran)的企業史、消費文化研究，柯嬌燕(P.Crossley)、歐立德(M.C.Elliott)的邊疆民族研究，賀蕭(G.Hershatter)、曼素恩(S.Mann)、伊沛霞(P.Ebrey)的婦女史研究，包筠雅(C.J.Brokaw)、周紹明(J.P.McDennott)、賈晉珠(L.Chia)的書籍史研究等等，這些全方位、多視角的深入探討，湧現出不少重要著作，在美國“中國學”史上也算是空前的。
(6)許倬雲：“《北美中國學——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序”，張海惠主编：《北美中國學——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北京：中華書局，2010)。
這一時期的另一重要特點，是宏觀思考大著的同時出現，并不是衹見樹木不見森林。最典型的就是彭慕蘭(K.Pomeranz)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王國斌的《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等所謂“爾灣學派”的學術著作的面世。他們認爲，以往以西方歷史爲基本出發點的中國問題研究立場應該得到扭轉，中國與西方在近代歷史的起點與基礎應該是一樣的。在東部，哈佛大學以史華慈爲代表的學者提出了對人類文明的比較研究問題，認爲“軸心時代”的人類始初文明就沒有高下之分。達特茅斯學院的柯嬌燕注意到那些重要歷史觀點的演變，認爲美國“中國學”的視角已經轉入全球視角，以費正清、牟複禮爲代表的研究模式已爲全球史觀的研究所取代，全球視角下的中國更有變化與活力。(7)有學者把美國這一演變中的中國研究之走向稱爲已經步入“人類中心觀”或“全球中心觀”階段。柯嬌燕就撰寫有《什麽是全球史》(What is Global History)等理論作品。
(7)柯嬌燕：“全球視野下的中國研究”，朱政惠、崔丕主編：《北美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這一時期成果的又一重要特點，還在於一些老話題新闡述，較之以前成果有很大突破和創新。這樣的新著，很多來自對史料的新斬獲。韓森(V.Nansen)《開放的帝國：1600年以前的中國歷史》(The Open Empire: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被認爲是“唱盛中國”的作品，但作者自己強調，主要還是來自史料的新發現及其運用。作者稱自己注意運用新的考古成就重新解讀歷史，利用史家不太重視的文學作品重新釋讀古代社會和婦女生活，運用域外非漢文文獻開闢觀察歷史的新領域，對1600年(明萬曆二十八年)之前的中國做了全新評估，認爲古代中國始終對外來文化保持開放態勢。當然，像這樣的老話重提研究，還包括研究者視角的變化。作爲中外史家多年研究過的太平天國，因爲觀察角度的變化，居然也會有全新詮釋，耶魯大學年輕學者普拉特(S.R.Platt)在新著《太平天國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中提出太平天國是中國內戰的觀點，并認爲這一戰爭甚至影響到美國南北戰爭的進展。他認爲，當時中美兩國是英國最大的貿易市場，兩個國家的內戰使英國面臨同時失去兩大市場的風險，英國經過權衡最終選擇了投入中國內戰，從而對美國內戰保持了中立。(8)而類似這樣的有新意的成果正不斷從美國“中國學”界流淌出來。
與學科建設同步的總是方問题，學科演變總是帶來方演變。有學者提出，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現了由跨學科、多學科合作到後學科時代的變化的新趨勢。持有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爲，跨學科、多學科畢竟還是有學科，而現實的很多學科基礎是西方人奠定的，如果再按照西方人創立的學科理論和方來研究中國，問題還是會存在，所以，更要緊的也許是研究者的問題意識，是一種對學術眼光、知識本身的強調。不過，反對者認爲，忽視專門的學科建設是可怕的。(9)但問題的提出，說明了20世紀80年代後的國際“中國學”研究的新思考、新走向。
(9)2011年6月25—26日，在華東師範大學的“北美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劉宏教授提出這一觀點並引起討論。
“新‘中國學’時期”與“‘中國學’時期”差一字，但背景差别很大。“新‘中國學’時期”實際上已經告别了“區域研究”，“區域研究”發起時代的背景已經根本變化了，具體的研究對象和方法都在調整。中美建交，“冷戰”結束，中國改革開放，中國崛起，這些都是非常大的變化因素。新的歷史階段形成新的研究形態是必然的。費正清奠定了“中國學”基礎，但很多東西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現在一切都在變化，美國人當然要考慮新的“中國學”研究體系及其相應方。但這是“接着幹”，不是“對着幹”，是原來基礎上的調整與發展。
這一時期，美國“中國學”的發展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其一，“後現代主義”和“新文化史”等學術的影響。繼“年鑒學派”之後，“後現代主義”和“新文化史”對美國“中國學”影響力度頗大，有關“新文化史”研究的著作很多，大多強調從文化視角對中國問題重新審視。其二，經濟全球化和全球史觀的影響。經濟全球化沒有使文化全球化，却使“區域研究”受到很大限制，從全球觀念考察中國、考察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的做法受到支持。其三，科學發展導致研究手段、史料獲取手段的全面革新。電子資料庫儲藏資料的非凡能力與資料搜索的高超技術，使研究者深受其惠。其四，研究者可以直接來到中國進行學術交流、收集檔案、田間考察，瞭解最新的考古成就，發現未曾發現的文獻史料，這在以前都是難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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