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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之治到底是什么样的

2021-10-06 13:54:16


唐太宗除了言传身教之外,还经过书面形式总结自已的领导经历,对李治进行教育。贞观二十二年(648),他亲撰《帝范》十二篇,从《君体》、(去谗》、《戒盈)、《崇位)、《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篇目来看,是在系统地总结自己君临天下的统治经历,颁赐给李治,作为他即位时效法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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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太宗又在《帝范序)中告诚李治必须居安思危,小心谨慎:“战战兢兢,若临深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并着重指出:“修身治国,备在其间。一且不讳,更无所言矣。”唐太宗在他留给李治的这份政治遗言中,对自己进行了恰如其分的点评,以为自己并非是“一无是处”的全人,而是一个功大于过、益多于损的君主,告诚李治不要学习他的过错,要学习他的利益,确实是有识之见。






唐太宗精心培养太子,目的当然是为了保证“贞观之治”的政治可以延续下去,不致于中止。任何一个封建统治者在寻觅自己的接班人时,都会考虑到已行方针的连续性问题,唐太宗当然也不例外。唐太宗逝世后,高宗李治即位,他違循太宗的教诲,适应民意,继续推广贞观末一度中止过的休养生息方针,为继承贞观之治发明了有利条件。




永徽初,股肱大臣的攻见共同,是构成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均田令的继续遵循,促使经济进一步昌盛;以诗赋取士的推广,扩大了进士科的人选;《唐律疏议》的颂布,完善了贞观法制;平定西突厥的暴乱,保护了唐王朝领土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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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说明唐高宗李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方面的成果,比贞观时期扩大了,故封建史学家称之为“水微之治”,乃至与“贞观之治”混为一谈。




唐容亲景云年间,有个名叫韩琬的官员上疏指出:“贞观、水徽之间,家不动而耕者众,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底,吏贫者士耻同到,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罚虽轻而不犯,赏虽薄而劝;位尊不倨,家富不奢;校园不励而勤,道佛不惩百戒;土木质厚,裨贩费蚩。”(《新唐书韩琬传》)






“永徽之治”正是“贞观之治”的继续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唐太宗用人策略的一个胜利。对此,司马光赞叹道:“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源,可谓能远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