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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点儿啥:割让海南,为了你好;维护大清,海关拿跑

2020-08-01 10:31:01

【文/观察者网 大包 董佳宁】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争议性比较大的纪录片,叫《通往北京的道路》,从视频平台下架了。我用两集来分析这部纪录片,还有同名的书籍,我们也查了不少资料,写起来有些辛苦,不过我们认为还是值得的,所以请大家能给我们一个赞。这部纪录片,讲了五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外国人的故事。上一集已经播出过了,主要针对澳大利亚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做了一些讲解。今天是下集。

我们先来说说丁韪良。他是美国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做到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二品顶戴,是正经八摆的公务员,而且是很高级别的。说他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虽然有争议,但至少可以算是分管西学的代理校长。丁韪良73岁的时候,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他非常厌恶义和拳民,批评他们是野蛮人。

在这里我要先为丁韪良说句话。有两件非常恶劣的事情,安在了他的头上,这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一个,就是丁韪良曾经在北京抢劫。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社会一片混乱,丁韪良就带着一些传教士,抢劫了一家粮店。这是一名中国学者提出来的。这个描述,应该说是有些简化。当时情况是这样,义和团运动中,约三千名基督徒跑到英国公使馆避难,这三千人都是中国人,其中很多已经快饿死了。

丁韪良得知情况之后,自告奋勇地为其他传教士带路,去无人看管的粮站拿走了一些粮食,以便搭救这些中国教民的性命。丁韪良写过一本小书,《北京被围目击记》,里面是这样记录的:他们搬的粮食有小麦、玉米,还有一些其它粮食,足足装了好几辆骡车。他还高声地喊,店主,回头你把账单给我们拿来,我们按原价给。喊的这一句事后看来有些滑稽,但毕竟,抢粮食也是为了救中国人。

第二个,就是丁韪良说的一段很恶劣的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女传教士被义和团杀害,每出现一起,就得处决500名中国妇女;男传教士殉难,每出现一起,就得用1000名中国男子的生命予以偿还,传教士的孩子无辜被杀,每出现一起,就得有100名中国孩子用哥萨克的刺刀施以刺刑,遭到焚烧和劫掠的传教士的建筑物,每出现一处,就得在天津和北京抢劫100处中国房屋才能予以抵偿。”

这番话,其实是当时《旧金山号角报》的社论里说的。这篇社论评论了丁韪良在华的遭遇,当然,这个话非常糟糕,但的确不是丁韪良说的。我专门去找到了这篇社论,扫描版在网上还能找到,大家可以看到,1900年11月23号,星期五。

以上两点,我就算为他做个辟谣。但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以下问题,为什么丁韪良的书里,只盯着义和团的“罪状”,却不提八国联军在中国作恶多端?以至于看到他的遭遇,在美国媒体上产生了如此极端的评论,宣扬仇杀中国人。丁韪良为什么不说,是谁把义和团这些农民逼成这样的?还有,丁韪良恐怕并不觉得,列强瓜分中国有什么可耻。下面这段话,可不是别人安在他头上的了,而是他自己的话。在《北京被围目击记》的结尾,他写道:

“假如让我在中国境内挑选任何地方以代替战费的赔偿,由中国割让给我们一个‘立足点’,那最好是海南岛,这是一个在香港与菲律宾之间的踏脚石。它只有西西里岛的一半大,但在出产方面可能是同样富饶。那样我们就有一个踏实的基地,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有发言权……”

丁韪良参与了《天津条约》的签订,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俄、美、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可是《通往北京的道路》里是怎么描述的呢?丁韪良胁迫清朝接受的,是一个“关于宗教宽容的条款”。这就太过分了。美国不费一兵一卒,践踏中国主权,攫取英法取得的一切特权,特别是片面最惠国待遇,这本书讲丁韪良参与谈判时,根本没有提到。

同样,讲述威妥玛作为翻译,参与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也只讲英国在北京常驻公使这个内容,完全不提别的不平等条款,比如增开10个通商口岸,赔款400万两白银,长江开放给英国商船,对关税税则的修改。当时税则是怎么改的呢?根据《天津条约》,英法美三国胁迫清政府分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鸦片贸易合法化,商税率进一步降低,一般进出口货物5%,转口运销,只交2.5%。鸦片以“洋药”的名义合法进口,税率为每一百斤30两。

提到《北京条约》时,书中还是只说确立了公使驻京的原则,中英的《北京条约》有什么内容呢?割让九龙半岛,增加赔款至800万两,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租买土地,容许外商招聘汉人出洋,充当廉价劳工等等,这些当然也只字不提。

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源,书中只是轻描淡写说了句“亚罗号事件”,问题是,这只是英国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借口,书中当然不会触及英国侵略的本质。比起审核更严格的图书,《通往北京的道路》纪录片就更令人无法接受,在讲威妥玛的那集中,说战争目的是为了派驻公使,火烧圆明园是可以避免的误会,1860年的中英关系是和平、善意、合作的。

根据B站UP主,南开历史系的“一马当先陈玉成”给出的截图,纪录片和这本书的撰稿人和他在同一个群里。这位撰稿人说,包括天津条约在内,西方人争取的是跟中国平等,我们印象中的不平等条约,在西方人眼中是争取平等。难怪书中动情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威妥玛有一次在街上走,一个老人站在家门口,呼唤屋里的人出来看“洋鬼子”,威妥玛到老人面前纠正他,说这种叫法不礼貌,外国人是人,正常的人,不是鬼。

那么怎么让中国人认同西方人不是蛮夷呢?参与《天津条约》谈判后,威妥玛的一个结论被书中引用:实现良好的两国关系,必须通过对中国政府施加让其不舒服但不带敌意的压力。我又想起了网友的那句评价:“我虽然是强奸犯,但是我是为了你好!”

威妥玛的好朋友赫德,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最后升正一品,比丁韪良官还大。据莫理循推测,赫德去世时,其名义收入为40万英镑,实际上至少获取了75万英镑的收入,折合白银500万两。当然,这个数据不一定可靠,因为莫理循主要是为了向《泰晤士报》抱怨自己的收入低,想索取退休金,才算了赫德的帐。

赫德是中国政府的雇员,肯定会显得“维护中国利益”。但分析赫德这个人,首先要搞清楚,他是怎样的雇员。今天全球化的国际企业,都雇佣外国人,这很正常,比如华为遭到美国打压,华为的美国雇员会帮华为说话。华为美国分公司的首席安全官安迪·珀迪(Andy Purdy),曾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国家网络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华为的高管约翰·萨福克(John Suffolk),曾是英国政府的首席信息官,是英国收入最高的一类公务员,那华为肯定给他的更多。他怼过蓬佩奥,说:“我正等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把中国产的皮带也给禁了呢,他的理由是这玩意儿也是国家安全威胁,会让美军打仗的时候掉裤子呢……”

但赫德和他们不太一样,赫德不是单纯拿钱“维护中国利益”,他维护中国,最终是要维护英国利益。大清和今天的美国一样,借了大量的外债,但大清还有大量的战争赔款,如果没有赫德,列强怎么放心,大清能够还钱呢?海关税收,是大清最稳定可靠的财源,1887年,海关税收达到2000万两,占清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到赫德卸任的1908年,更达到了3300万两。

前面我说了,按照不平等条约,清朝关税5%,世界最低,就这样也非同小可了,如果不是赫德,大英帝国如何放心?管每年这么多钱的进账,当然得是自己人。之前我在节目中讲汇丰银行,大清的关税纳入汇丰,英国人当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汇丰又是大清海关的独家代理银行,从此大清的赔款、借款都有抵押、有担保了。

这也是我前面为何说,丁韪良和赫德他们的迷惑性更大。赫德首先是殖民者的一员,他出于职业精神,客观上有帮大清续命的功劳,但谈到他,不能不谈海关如何成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不能不谈近代以来中国关税自主的丧失:海关行政权、海关税率、关税收支与保管等业务,都被列强掌握。对《通往北京的道路》的撰稿人来说,似乎这些都不重要,还不如用更多篇幅,讲讲赫德与中国女子阿姚的三个私生儿女有意思。

最后说说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这个人,我觉得确实有悲剧性的一面。他在杭州出生,回美国因为不会英语,十几岁被校园霸凌。在中国办燕京大学,先坐了日本人的牢,后来美国人让他一个只会办教育的人当大使、搞政治。再后来,他想北上回燕京大学,见中共领导人,又被杜鲁门和艾奇逊拦住,把他召回国,下“禁言令”,不让他讲话。

如果他当时不服从,坚决去北平,也不会回国被麦卡锡主义者打成亲共分子迫害,脑血栓半身不遂。遗嘱想把骨灰埋到燕京大学,现在是北大的校园,也多逢变故,最终没有实现,直到2008年,才最终移葬杭州,终究回不了一辈子魂牵梦绕的燕园。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对司徒雷登的评价是挺高的,但对司徒雷登的评价,毕竟被盖棺论定。《别了,司徒雷登》的写作背景是什么?是为了抨击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主要是针对美国政府的,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司徒雷登只是文章抨击对象的一个象征物,换了别人当美国驻华大使,也是一样的。所以即使司徒雷登有一定的历史贡献,个人品德也有可取之处,并不影响这篇文章的主旨。

司徒雷登对中国有感情,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全面失败的背锅者,也确实是被上级推卸责任的牺牲品。但从办学的角度,他也是在培养对美国有好感,符合美国在华利益的人,说他是美国文化侵略政策的一个执行者,也不冤枉,有感情和有利益并不矛盾。国内“知识分子”渲染司徒雷登的人品和情怀,主要不是为了同情他的悲剧,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大家都清楚。

《通往北京的道路》也是很讲究笔法的,比如对《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用的是“无情奚落司徒雷登”来形容,奚落这个词,意思是用尖酸刻薄的话揭人短处,使人难堪。还要加一个“无情”。这个笔法,大家都懂的。又比如这样的句子:“但直到此时,司徒雷登仍然认为没有哪怕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司徒雷登是怎么认为的,没有具体的引用,但却套用这样一个表述,和今天中国官方,在外交场合对美国的表述一模一样,那就让笔下的司徒雷登立于不败之地了。我对司徒雷登本人倒没有多大的恶感,但这些笔法上的小心思,我作为一名编辑,一眼就看得出来,实在让人无法容忍。

出任驻华大使,终究也是司徒雷登的个人选择,他可以选择继续当燕京大学的校长,难道美国政府还能强迫他吗?他的悲剧中,有不能改变的客观局限性,当然也有他自己的主观因素。我们在考察历史人物的时候,不可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局势,你可以研究一个历史人物的情感,也可以研究,正如作者所说的,他在大环境面前的“挣扎与努力”。但你不能把他身上的时代烙印彻底剥掉,误导读者。

如果我们的部分“知识分子”,我们的部分“笔杆子”们,多一些对民族与国家的情感,也许就能少编造,扭曲,传播与真实情况相悖的东西。我做了好多视频,谈过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文人”,但总是有新的选题。我又念了一遍《别了,司徒雷登》,其中说:“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我想把问题留给大家:为什么我们早就能够告别司徒雷登,却总是告别不了他们。

分析《通往北京的道路》的节目,上下两集,我们就更新完了。写稿子不容易,要看纪录片,看书,还要查阅很多资料,所以请大家举手之劳,能给我们一键三连,让我们更有动力能够坚持。我们做视频内容,手头的参考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就有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杂志《东方学刊》,随时可以从里面吸收营养。这本书大家都知道,印数很少,很多人都来找我,要加价买。说实话,我们手里也不多,这本还是负责人私人送给我的,全新的。我们今天就抽这个杂志,只有1本,跟我们内容也有些相关,专题是《戊戌,中国与世界》,总第2期,也是2018年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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